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黄济人的秉笔写实
发布日期:2019-09-22 15:26   来源:未知   阅读: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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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“静水深流”——黄济人说这是他最喜欢的4个字。这也是黄济人人生的写照:1979年,还是在校大学生的他写出了一部名为《将军决战岂止在战场》的报告文学,生动描述了原将领杜聿明、宋希濂、黄维、沈醉等在功德林战犯管理处的改造经过,吸引了海内外成千上万的读者。黄济人自此走入了独特的“题材”创作领域,写下《崩溃》、《哀兵》、《征夫泪》等一系列作品。2013年5月,《将军决战岂止在战场》的下部和之前已出版的部分合成“完全本”,从战犯们获赦后写起,描述他们如何遭遇“文革”的冲击,经受改革开放的洗礼——当年大学时写出来的那一点“水”,已经被黄济人挖成了一口“井”,厚重而幽深。

  2013年6月18日,黄济人在北京接受了环球人物杂志记者的专访。他几乎烟不离手,抽了一根又一根。烟雾氤氲,眼神却是清亮的,低沉的声音诉说着自己的人生和写作,波澜不惊。 一部书改变命运

  黄济人自称是“失败者的后代”。1947年,他出生在北京,名字起自“济世救人”。他的父亲黄剑夫是黄埔军校第五期毕业生,北平和平解放前以第16军22师师长的身份驻守德胜门。

  “当时,傅作义一方面想和平起义,一方面也在察言观色,看嫡系部队的反应。结果一下子把第3军打掉了,嫡系部队就剩下了驻守北平的第16军。16军军长袁朴抱病回南京了,群龙无首。我父亲所在的22师算16军的主力部队,傅作义晚上就来到我家,让我父亲接任军长。结果我父亲被吓住了,第二天就飞回南京。后来他在西南继续作战,1950年在川北一个叫阆中的古城打不动了,被迫投诚。投诚时,一个军连一个师的人马都不够了。”

  1951年,创立南京军事学院(现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),被认为是“起义将领”的黄剑夫和其他一些毕业于黄埔军校的将领一起,被安排前往任教。黄济人的童年就在那个大院里度过。50年代“清匪反霸”、“三反”、“五反”等运动一波波袭来,这个家庭所受的磨难,大致能够料想。“小的时候不懂事,但已经感受到父辈的忧郁、寡言和那种莫名的惆怅。”

  渐渐长大后,黄济人自己也经受着那种痛苦。“‘文革’时,父辈们穿着解放军军装,都不能幸免被抄家的厄运。院子里几乎家家被抄,挖地三尺。”1969年,黄济人当了知青,上山下乡一去就是8年。住在茅草房里吃糠咽菜,最苦的却不是物质上的。“思想上时刻担惊受怕,就怕犯错。我临摹了一幅印度漫画,贴在我的床头。我觉得它画的就是我。一个人拉板车爬坡,车上的货物堆成了小山,拉车人必须像狗一样趴下去,才能把车拉动。漫画的原题叫《生活的重量》,我改成了《精神的重量》。”

  这道坡,黄济人最终还是爬上去了。1977年恢复高考,他报名参加并考上了四川内江师范学院中文系。当时全国都流行写“伤痕”文学、知青题材,刘心武的《班主任》、叶辛的《蹉跎岁月》等出一部火一部。黄济人也在尝试,但总觉得追在别人后面跑,肯定不容易成功。改变的契机很快到来:1978年,父亲黄剑夫获得平反,补办的追悼会上,多年未见的舅父邱行湘也来了。邱行湘是高级将领,1948年被俘,1957年获特赦。相见后,他把自己在功德林改造的经历讲给了黄济人听。

  功德林原先是北京德胜门外的一所庙宇,清朝末年被改建为监狱,新中国成立后直属公安部管辖,改为战犯管理所,关押着上百名高级战犯。黄济人于是决定写一本讲述战犯如何被改造的书。1978年暑假,他向家里要了仅够路费的钱,带着一书包的馒头和舅舅的介绍信出发了。在南京、北京和上海,他找了二三十个当年的战俘,其中有几位赫赫有名,如杜聿明、黄维、沈醉、宋希濂、文强、杨伯涛等。

  黄维的反应让黄济人最为难忘。“我去他家时淋过雨,鞋上带了很多水印,袜子也湿了。他为我拿了鞋,把新袜子放在我的膝头。看到我的鞋有点破,就问:‘你怎么这么穷?是不是好吃懒做?’我回答不是,他接着说:‘我又有什么资格来问你。都是我们打了败仗,才让你们吃苦。’”当得知黄济人想写战犯时,他很认真地说:“我最看不起的就是文人,不管是封建社会还是现在,歌功颂德都很无聊。你肩膀那么宽,还是去当木匠吧。”即便这样,黄济人还是从黄维等人手中获得了大批资料。不到一年时间,他就写出了28万字的书稿,定名为《功德林》。

  写好后,黄济人把唯一的手稿寄到了公安部。没想到一个月后,居然收到了回信,要他前往北京改稿。1980年,改名为《将军决战岂止在战场》的书稿在杂志上连载;1982年,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了单行本,卖出200万册,其后还被改编成电影《决战之后》;1983年,黄济人调至重庆市文联并创作至今。 不要说谁对不起谁

  环球人物杂志:已经过去30多年了,为什么重新续写《将军决战岂止在战场》?

  黄济人:我到北京改完书稿,就被推荐到全国政协文史资料馆当了一段时间编辑。每天和杜聿明等将领打交道,资料一直在增加。写续篇是很久以来就有的想法。

  2011年,重庆本来有套《打黑丛书》要出版,我也被分了写作任务。那套书的原定出版方是中国青年出版社,社长胡守文过来和作者们沟通。见面后问我:“能不能找个时间单独谈谈?”我答应了,结果一见面,他上来第一句话就是:“其实我对打黑题材不感兴趣,我是奔着你来的。你当年那本书没在我们社出,我一直觉得很遗憾。”他背了很多我书里的内容,我当场就答应和他合作。

  黄济人:虽然写的内容都是胜利者如何对待失败者,失败者如何接受失败,但顾忌越来越少。如果说30年前,有些语言的表达还是羞羞答答、语焉不详,现在就能说得直白一些。比如当年出书前,我请杜聿明先生题了字,原本想做成封面,结果出版方认为杜聿明是使用过毒气的战犯,坚决不同意。最后只好把杜先生的字放在扉页上。

  环球人物杂志:当年这本书写的算是“禁区”,王蒙曾评价它“参加了思想解放的大合唱”,但也有人觉得不能接受。比如东北一个部队以“全体指战员”署名,寄信给你说“800万军队都被我们打垮了,想不到你作为他们的后裔,还胆敢用笔继续与我们作战,是可忍孰不可忍!”你估计这次写完,还会有这样的来信吗?

  黄济人:以前常讲对日本人“一枪不放”,还说蒋介石、在抗战期间逃到峨嵋山上,不给桃子挑水,一胜利却把手伸得老长,要下山摘桃。这种思想灌输了很多年,那封信上的话其实也反映了当时的政治观念。不过现在时代真是变化了,以前人们都骂我把写得太好,现在也有人会说我把写得太坏。我自己的想法其实很简单:失败者不是鬼,胜利者也不是神。

  环球人物杂志:你与杜聿明、沈醉等都有过亲密接触,在你眼中,他们是什么样的人?

  黄济人:我不敢去评价历史的是非功过,只能谈我接触到的。沈先生死时唯一的要求是把自己的遗体捐了。我与杜先生访谈较多,整理出来的大概有10万字。因为经常去他家,也亲眼见到一些事情。他去世前,在医院对老伴曹秀清说:“我警告你!我死了以后,你别到杜致礼、杨振宁(女儿、女婿,当时在美国)那儿去,也别去香港(其他子女处),去了人家就利用你。待我不薄,不要给添麻烦。”

  杜先生的追悼会上,也来了,我就站在他身后,看到他向杜聿明深深地鞠躬。当年淮海战场上的两个老对手,恩仇都化作历史。

  黄济人:1993年,我在大陆出了一本《重庆谈判》,台湾致良出版社也出了,因此去了一趟台湾,开了个座谈会。会开不久,就有人很不客气地说我为中共涂脂抹粉,这个人当年是军统负责稽查报刊的,说中共总搞阴谋诡计,等等。但大部分人会觉得“大势已去”,谈什么都无聊。有的人也会大骂,骂得很狠,认为不亡,没有天理。

  我一直想通过写作让人们关注,为什么一度那么强大的会失败,这也是写《崩溃》等作品的初衷。

  环球人物杂志:时代虽然在发展,大陆和台湾的史观仍然有很大差别。怎么化解这种差异?

  黄济人:我对周恩来的一段话印象很深。首批战犯特赦时,周恩来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他们。他等了一会儿,干脆出来到院子里等。当车开进来时,隔着玻璃,他就叫“扩情”、“扩情”。这个叫曾扩情的人是黄埔一期毕业生,曾经在政治部任少校科员,跟随周恩来参加过第一次东征。曾扩情面红耳赤,半晌才说了一句话:“周先生,我走错路,对不起你!”周恩来的回答是:“等一下进去,你不要再说谁对不起谁。”

  黄济人:我没考虑这个问题。写昨天的故事是为了给今天的人看,至于读者看的时候想到什么,作者也很难控制。我能保证的,只是事实的真伪。

  环球人物杂志:你在重庆当过多年市文联主席,在你眼中,什么才是好作品?为什么现在好作品如此少?

  黄济人:马克思说:“商品是诗歌的天敌。”这话套在文学上也一样。我们现在每年出书不是几万本,而是几十万本。可绝大多数是垃圾。

  大环境是一方面,以前人们对文学、精神的追求就像追逐空气和阳光一样,一本佳作往往能不胫而走,尤其是“文革”结束,思想刚刚解放的时候。

  环球人物杂志:重庆作协曾因吸纳明星作家刘晓庆、9岁的儿童作家徐毅等饱受争议。吸纳他们出于什么考虑?

  黄济人:刘晓庆本身是中国作协会员。按规定,中国作协会员申请加入地方作协,是不需要讨论直接通过的。至于儿童作家,其他的我不清楚,我自己任职期间吸纳过一个17岁的孩子。他写关于问题少年吸毒、斗殴的小说,我看了之后很受触动。他说:“我就是想让大人们看看,现在的孩子都已经堕落到了什么地步。”在我眼里,他的写作不输于郭敬明。这才是立在地上的东西,更可信,更实在。

  环球人物杂志:很多作家都是在困顿中写的作品更经典,作协这种体制对作家来讲,是种束缚吗?

  黄济人:创作环境非常糟糕的时候,更容易有一些真情实感。老作家们喜欢说一句话:住五星级酒店可写不出好作品。它有一定的道理。饥寒交迫、生存危机中产生的东西总是让人感觉更悲壮。现在我们创作时,视作文学生命的真情实感好像越来越少了。

  至于作协,外国作家们常开玩笑说,你们中国作家最幸福,事实上,他们是对这种体制感到莫名其妙。作家应该是自由工作者,把作家变成公务员其实是很荒唐的,虽然我本人也是作协成员。养大批作家的后果之一,就是造成思想的停滞,亵渎了文学。(《环球人物》记者 王晶晶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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